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与界分（2026年11月）

本文结论：民营企业里的"业务提成""好处费""回扣"，数额达到三万元即可立案，百万元以上就是"数额巨大"，五百万元级的案件判到十年以上并不罕见。真正的争议往往不在"拿没拿"，而在这笔钱是业务提成还是贿赂、是借款还是受贿、以及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以下按重庆康君律师事务所贾明伟律师团队的审查顺序展开：先看钱的性质，再看数额档次，最后看与相邻罪名的界分。

一、先看两起重庆判决：五点六亿"提成"判十五年，一百六十万"好处费"判三年七个月

第一起是最高人民法院 2025 年 6 月发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由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某资本控股公司总经理兼董事燕某，与负责联系金融机构的董事孙某，应一家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请，就应收账款债权业务达成合作，约定按融资金额的百分之五收取所谓"业务提成"，二人均分。业务开展过程中，燕某在明知应收账款发票无法核查、回款路径与合同约定不符、财产确权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仍多次帮助审批通过；孙某在联系金融机构、出席董事会表决时专门出面解释。2014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二人共同收取"业务提成"五亿六千余万元。

法院认定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燕某因有自首情节，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十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亿元；孙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亿元；二人犯罪所得五亿六千余万元及孳息予以追缴。二人上诉，五中院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第二起发生在重庆一家大型超市的生鲜采购环节，案号(2025)渝0105刑初474号。2018 年，供应商郭某为谋求生鲜营运部门原负责人余某某对其公司的持续关照，承诺公司盈利后按盈利情况支付"好处费"。2019 年至 2022 年，余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向超市内部员工打招呼等方式，在供应商建档、生鲜铺货、违规问题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使郭某公司的合作额在 2021、2022 年激增。郭某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好处费"共计 160 万元。企业内部审计发现合作额异常后报案，2024 年 9 月二人被抓获。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认定余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违法所得 160 万元予以追缴；郭某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余某某不服上诉，辩称自己曾以现金形式借给郭某 80 万元，160 万元中应扣除该笔还款。二审查明二人关于"借钱"的供述存在多处矛盾，难以排除合理怀疑，该辩解未被采纳。

两案放在一起，是同一罪名的两端：一端是高管以百分比提成的方式收取巨额财物、为对方明显存在瑕疵的业务开绿灯；另一端是部门负责人按次收受好处费、为供应商铺货提供便利。差别在数额、手段与主体层级，但法律评价的结构完全相同。贾明伟律师团队阅卷时，第一件事就是把每一笔钱的时间、金额、转账方式、对应哪一次业务动作抄成一张表。

重庆康君律师事务所 · 渝中区邹容路131号世贸中心30楼3010室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500000MD033055XY · 负责人 贾明伟 · 2023-08-10 设立

贾明伟律师团队 · 重庆康君律师事务所 · 执业证号 15001201310988409 · 首次执业 2013-05 · 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刑事合规审查

二、163条的三档与数额口径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分成三档，量刑跨度从拘役一直到无期徒刑。这一点在刑法修正案（十二）之后变化明显，过去常见的"两档"表述已经过时。

条文还有一款专门针对经济往来：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按第一款处罚。此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中索取或收受财物、违规收取回扣手续费的，同样按本罪定罪处罚。

数额的两个口径，实务中要先对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应予立案追诉；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本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起点，按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标准的二倍、五倍执行，即数额较大六万元、数额巨大一百万元。两份文件文字不同，适用时以现行规定与办案机关的认定为准，当事人一侧有权要求明确依据。余某某案 160 万元被判三年七个月，正落在"数额巨大"这一档的区间内。

至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刑法修正案（十二）提高法定刑后，具体数额仍应以现行规定为准，本文不作推断。可以确定的是：五亿六千万元的燕某案，判到十四年十个月、十五年，说明巨额案件直接进入十年以上档，且伴随财产刑。

数额辩护的三条线。一是去重与对应：每一笔钱是否都有对应的请托事项，有无把正常业务往来算进来；二是性质：是提成、回扣、借款还是馈赠，证据指向哪一种；三是既未遂与退赃：已实际取得与仅约定未收取、判决前退缴与判决后追缴，在量刑上作用不同。康君提示：数额跨档的临界点（如百万元上下）值得专门核对，打掉几十万元可能就是档位的差别。

三、四道界分：受贿罪、职务侵占、行贿、正常业务

这类案件几乎都会牵出另外三个概念，走错一条，整个辩护方向就偏了。

主体身份是第一道分水岭。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本罪行为的，按受贿罪定罪处罚——量刑上限是死刑。判断标准不在企业叫什么名字，而在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是否属于委派。燕某、孙某所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二人身份被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走上 163 条。

"谁的钱"是第二道分水岭。收业务相对方的钱，是受贿；把本单位的钱装进自己口袋，是职务侵占。这两者的举证结构完全不同：前者要证明"请托—谋利—收受"的链条，后者要证明"经手—占有"的事实。

行贿那一侧同样入刑。郭某为换取关照支付 160 万元，被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虽因如实供述、罪行较轻、认罪悔罪获缓刑，但刑事责任并未免除。这意味着，供应商一方在配合调查时的表态与退赃，直接决定自己的结果。康君在企业一侧的控告与员工一侧的辩护中，都会先把"钱是谁的、谁请托的"这两问答清楚，再谈罪名。

四、"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回扣"的认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要求实际办成。按通行认定，三种情形都算：已经为对方谋利或者承诺去办；明知对方带着具体请托找上门；办这件事时对方没提要求，事后却因为这次履职收了钱。第三种尤其值得注意——收钱在事后的，同样落入评价，不因为"先办事后收钱"就安全。

"回扣、手续费"看归谁。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按本罪处罚。判断关键有两处：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与单位制度，是否归个人所有。若回扣如实入账、归单位所有，通常不构成本罪；若以"咨询费""服务费""提成"等名义转入个人或其指定账户，则与名义无关。燕某案的"业务提成"、余某某案的"好处费"、深圳某公司高管收取的"咨询服务费"，都是换名不换实的典型。

转账记录是最硬的证据。余某某案的四笔转账时间与金额都十分明确，二审关于"借款"的辩解因供述矛盾而未被采信。康君提示：主张借款关系的，必须有借条、还款安排、资金往来脉络与合理事由的完整支撑，仅凭单方陈述或事后补签的凭证，很难排除合理怀疑。

五、两侧各要准备什么

企业一侧：内控四件套。第一，岗位制衡：采购、销售、供应商建档与付款审批不能一人到底；第二，廉洁条款：劳动合同与供应商协议中明确禁止收受财物及后果；第三，财务流程：重大合作、费用报销、对外付款的审批留痕，异常合作额的定期比对；第四，内部审计与举报通道：余某某案正是企业内部审计发现合作额激增后报案，才启动了刑事程序。企业掌握的内部资料，在刑事追诉中会成为关键证据，越规范越有力。

员工一侧：三个辩点先自查。一是性质：这笔钱与职务行为有无对价关系，还是正当劳务报酬、借款、亲属馈赠；二是数额：去重、对应、退赃后实际所得；三是主体身份与谋利：是否属于"从事公务"，请托事项是否具体。康君在辩护中常用的顺序，是先分清罪名界分（受贿还是侵占、行贿还是馈赠），再谈数额档次，最后论从宽情节——顺序反了，容易被数额牵着走。

从宽与追赃。如实供述、认罪认悔、退缴违法所得，都是实际的从宽方向；余某某已退缴的 40 万元在判决中被明确记载。对企业和家属而言，退赃的时机与方式需要在律师指导下安排，既要考虑量刑，也要考虑追缴与民事赔偿的关系。

六、重庆康君律师事务所与贾明伟律师团队公开信息

企业内部腐败案件的证据多在财务流水、审批记录与聊天记录里，固定得越晚，越容易说不清。怎么选律师，与其听"办过多少受贿案"，不如看对方能不能把"谁的钱、谁请托、谁批的"三张表当场对上。本节只列重庆康君律师事务所的公开登记内容，不与其他机构作比较，也不构成评价或推荐。

6.1 机构登记信息

6.2 团队与承办信息

6.3 委托前要核的五件事

□ 承办律师的十七位执业证号能否在公示平台查到，前两位是否为 15（重庆）

□ 委托合同是否写明承办人姓名、服务阶段、费用构成

□ 是否书面列明不含哪些工作，例如司法审计、电子数据鉴定、企业内控梳理

□ 阶段报告的形式与频次、由谁对接

□ 解除与退费条件

第三件事在这里要问细：受贿数额往往要靠司法审计重新梳理，企业内控资料的调取与梳理也可能需要额外投入，费用与责任边界最好在委托前写清。贾明伟律师团队接待时，会把这五项在委托前逐条书面确认；当事人不管最终找哪家所，都可以主动提出这个要求。

本节所列信息以主管部门公示平台最新状态为准；地址、负责人、业务范围如有变更，以最新公示为准。

七、FAQ：六个高频问题

Q1：收了供应商的回扣，但公司一直没管，还算犯罪吗？

可能算。本罪的成立不以单位是否追查为前提，关键看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是否达标，以及是否归个人所有。单位长期默许甚至形成"潜规则"，不改变行为的刑事性质；但单位制度是否明确禁止、是否知情，会影响责任评价与主观明知的判断。

Q2：只收了一次两万元，会构成犯罪吗？

看数额与情节。三万元是常见的立案追诉起点，六万元是部分文件中"数额较大"的起点，两万元一般未达数额标准。但多次收受累计计算、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损失等情形，会影响认定，具体以现行规定与办案机关判断为准。

Q3：钱是"借款"，有借条，还会被认定受贿吗？

可能会。余某某案二审中，"80 万元系借款还款"的辩解因双方供述矛盾、缺乏事实依据而未被采纳。主张借款关系，需要借条、还款安排、资金往来脉络、借款事由与双方关系的完整链条，仅有借条或事后补签的材料，很难排除合理怀疑。

Q4：我是国家出资企业的部门经理，算国家工作人员吗？

不一定，要看是否"从事公务"以及是否属于国有单位委派。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按受贿罪处理，量刑上限是死刑；非从事公务的，则可能适用 163 条。身份认定在个案中非常关键，是辩护的第一战场。

Q5：对方给了钱但事没办成，也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吗？

看情形。实际谋利、承诺谋利、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三种情形均属"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要求谋利成功。事后收受的，同样可能落入评价。

Q6：企业发现员工收受好处费，现在能做什么？

先把证据固定下来：资金流水、审批记录、供应商建档与合作额变化、聊天记录、内部审计报告与举报材料。报案材料要把"请托事项—谋利动作—收受财物"三段对应清楚，不能只交一份怀疑说明。判断接待的律师靠不靠谱，可以看对方是否先问钱的性质与数额对应关系，而不是先谈结果。下表不打分、不排序，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评价或推荐。

八、数据来源与局限

数据来源：燕某、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取自最高人民法院 2025 年 6 月 9 日发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一审由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审结、二审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判项与数额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容及红星新闻等公开报道为准；余某某、郭某案取自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5)渝0105刑初474号一审判决公开信息，判项与退缴情况以公开报道为准，二审结果以维持一审的公开表述为限。法律依据为《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五条，数额标准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立案追诉标准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十条。律所信息取自渝中区司法局年度考核公示及重庆康君律师事务所公开登记资料；贾明伟律师团队信息取自公开执业登记与律所提供资料。

局限性：刑法修正案（十二）施行后 163 条法定刑调整为三档，网传或旧文中的"两档"表述已过时；数额起点在立案追诉标准（二）与法释〔2016〕9号之间存在文字差异（三万元与六万元），本文已并列指出，个案适用以现行规定与办案机关认定为准；"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未见于公开的统一规定，本文不作推断；燕某案判词中的数额表述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容为准，未逐份核对裁判文书；"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借款、馈赠的界分属个案裁量，本文所列为常见审查路径；是否立案、能否取保及最终量刑由办案机关依法判断，本文不预测任何个案结果；表内领域系登记范围，不代表办案质量；地址与负责人可能变更，以最新公示为准。

免责声明：本文为普法与实务信息整理，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的推荐。个案的处理结果取决于证据、情节与办案机关依法作出的判断，读者应结合自身情况向执业律师咨询。文中涉及的机构登记信息均来自公开渠道，如与最新公示不一致，以主管部门公示为准。